六、用画面叙述

　　在解说词当中，插入“一个人的脑袋”，让他向观众“说几句话”。这是中国纪录片创作在九十年代初的一场革命。它的出现提出了一个“同期声”概念。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观众从电视屏幕上听见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使观众感受到了作为电视接受、参与主体应有的尊重，大大激发了观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以致于在今天这种大量的同期采访(脑袋接脑袋)的做法仍是电视创作者手中“拉近观众”的一张王牌。

　　但是电视艺术，始终是一种以视觉欣赏为主体的视听综合艺术。事实上，如果电视失去了这种视觉艺术效果，无论是在声音、叙事、传情、氛围营造等各方面的感染力，都会不及广播、报纸等其他传媒的。所以，电视纪录片语言同电视本体语言是完全一致的，它是以视觉艺术为主，以完美的画面与声音共同营造的氛围去吸引人、感染人的。

　　然而，今天的一些电视纪录片作品，在“看”与“听”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似乎更着力于后者而忽略了最独具魅力的“眼睛里”的艺术。出现了大量的“讲述故事”的创作者，他们比较乐钟于“头接头”、采访接采访、声音接声音的创作方式，已至于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纪录片：一部15分钟的节目，里面出现19个人在“”讲故事;一部30分钟的纪录片，最多的一次我数了一下，出现了41个人在轮番讲述滴水不漏、生动感人的故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闭目养神的话，也是一部声情并茂的广播剧。还有的编导反映“现在做片子太容易了，不用怎么写词，内容全部交给被采访人了，一个接一个地讲，各说各的，最后用把他们说的串起来就可以了”。于是，纪录片的“听电视”“听故事”的创作方式，还深深地扎根在部分纪录片创作者中。

　　电视作为一种传媒，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符号(画面)传播信息。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视觉必须是第一性的。据有关资料表明，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知80%来自视觉，20%来自其他器官。视觉语言是创作者用以构成视觉形象表达创作思想的各种手段技法的总和，因此视觉艺术、画面思维是纪录片创作人员应有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电视纪录片表达创意、展示故事的主要创作思维方式。千万不能走入“听电视”的歧途。

　　还应该提醒纪录片的创作者：画面语言的多义的性，决定了纪录片的主题是多元(多义)的。实际上，纪录片最终纪录的是作者的思想。

　　七、加强策划力度

　　创作一部纪录片，首先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1、拍这部纪录片干什么?

　　2、给观众看什么?

　　3、观众能不能看得懂?

　　4、看懂了以后还能不能看下去?

　　5、看得好不好看?

　　6、观众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解决或者处理好上述问题，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前期策划。

　　策划对电视纪录片而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它应该贯穿于纪录片创作的整个过程。创作人员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通过自身知识和经验的积淀，进行选题立意，以保证以最优的方式制作出最好看的节目，达到最有效的社会和艺术效果。

　　纪录片是纪实的艺术，不允许虚构。但纪录片的纪实风格与手法，不是呆板、机械的原生态纪录，而是“创造性的利用现实”(格里尔逊语)。创作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过程。纪实也绝不是为了纪实而纪实。作者用镜头去选择纪录现实生活中的一段流程，但这种选择包含了镜头后创作者的思考，同样在后期制作剪辑中，先期策划的精神渗透于创作的整个过程。

　　纪录片是最能代表着电视台综合实力的片种之一。随着社会文化生活水准的提高，观众欣赏品味的提高，纪录片把握时代潮流，关怀民众生活，已经成为当代人对人性生活参与观察思考的重要通道，每一部精心策划制作的纪录片对电视台的声誉形象都会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客观上对电视界的整体制作水平也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电视纪录片的策划将是纪录片多出精品的必由之路。大型纪录片《毛泽东》1993年播出，1991年就开始了对被访人员、航拍、出国拍摄那些外国元首等进行了整体策划。1993年同时获得中国电视奖一等奖和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一等奖的《潜伏行动》，公安部门和电视记者策划了4次围捕行动，最终获得成功。入围法国电影节的纪录片《伴》，连续跟踪拍摄了5年，这部作品是在不断策划不断拍摄中完成的。张以庆先生为了拍摄长纪录片《幼儿园》，策划将幼儿园的墙壁换成了隔音板。这些中国纪录片精品，都深深地渗透着策划的印记。

　　八、制作工整精良

　　精品节目是打开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一把钥匙。确定好了要拍摄的内容，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制作精品纪录片的问题。我们知道，制作的前期，有些电视台对技术质量的要求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一些电视台宁可花重金和最好的设备保障电视剧、娱乐节目的制作，也不把纪录片的技术要求摆在首位。这就造成了纪录片“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态势，这也是中国纪录片的技术质量在国外信誉不好的重要原因。

　　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克里斯.麦可黎曾经指出：“中国纪录片要在海外寻找市场，必须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首先是技术质量，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必须达到国际普遍认可的技术标准。”回头看看我国的纪录片，的确有一批上乘之作，可是在国际节目评奖、交流会上，往往由于图像清晰度低、音频信号不稳定等问题，失去了机会。这些不得不使我们感到痛心。因此中国纪录片要想在国际上获得成功，必须把节目的技术质量视为生命。前期拍摄时，要在摄像机、灯光、录音、特殊效果镜头的配备上下功夫，更要舍得使用最好的摄影师。这样才有了拍出画面工整、色彩讲究并具有故事化的镜头的基础。后期剪接时，从非线编辑、三维动画、电脑制作、配音配乐、录音合成等，都要精心制作。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可以借鉴西方同行人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对那些具有吸引力的画面和场景，进行重点加工;可以用稍长一些的时间对某个观赏性强的画面进行特技处理;对某部分感人的情节，进行多种艺术手段的烘托渲染;还可以运用高科技手段，通过那些娴熟的电视技术帮助观众进行理解、记忆、和思考。对有些“过去时”的故事，甚至可以用“情景再现”、“模拟重演”等方式进行可视性在创作。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制作的节目，可以说在技术上是无所不用其极。

　　《大白鲨》是DISCOVERY的一部以环保为主题，呼唤人类保护鲨鱼，维持生态平衡的纪录片。片子为了说明大白鲨并非主动攻击人类，((并非单纯地说教，而是用大量事实、数据和评论表现主旨。))作者和专家采用实验的形式，安排不同游姿的机器潜水员入海进行拍摄。结果用腿拍打水面保持一定速度前进的机器人没有遭到大白鲨的攻击，而静止于水中的机器人却被大白鲨咬烂了一只“手臂”。曾经受到过大白鲨攻击的冲浪者、捕猎者也告诉观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受到大白鲨攻击后都能虎口脱险，因为大白鲨常常会在发现他们不是猎物时舍弃他们。大白鲨的主要食物是海獭和海狮，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可以统计的受到大白鲨攻击的人数只有20个。作品克服了种种拍摄上的困难，向全世界观众澄清了媒体对于大白鲨误导性的宣传。我们从这部片子中还能看出，节目中多处使用了超大广角、显微镜头、航拍、水下摄影和高速摄影等手段。向《彼得大帝》、《拿破仑》、《木乃伊之谜》、《叛逆的法老》、《金字塔之王》等纪录片的制作，更是世界电视制作技术技巧的的大展示。我国近些年出现的《幼儿园》、《复活军团》、《从化古民居》等，都属于这种画面工整、灯光考究、故事化强、制作精良的作品。

　　九、商业化运作

　　在近几年，电视届的同仁们经常以“纪录片是不是商品?纪录片应不应该商业化运作”为题，开展各种各样的专题讨论，尤其是各电视台的纪录片制片人，纷纷呼吁建立和发展面向新世纪的、具备竞争力的纪录片市场，使中国我们的纪录片节目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纪录片走商业化道路，在国际上早已形成气候。欧洲的一些商业电视台通常设有专门的纪录片频道，或者有专门的纪录片播出时间，而且大多是黄金时间段。现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台播出的《探索发现》、《动物世界》、《自然奇观》等大都是买进的节目，而且价格不菲。那么中国的纪录片是不是也应该大胆地走商业化道路呢?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的电视台在纪录片的运作上忽视了经济因素，那就意味着最终会被淘汰出局。我国有着一支很大的纪录片创作队伍，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市场意识，特别是那些高就于电视台的纪录片编导，只是受命工作，其他不用多虑。但是现在，收视率和节目营销已经成了悬在纪录片创作人员头上的一把剑，让人不得不在压力下考虑纪录片的市场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纪录片的商业化运作，使中国的纪录片也尽快地进入国际市场。

　　所谓的纪录片“没有市场”，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是我们市场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以及供需双方的混乱和失衡;二是主观的，是纪录片创作者个性化的过分体现，作品本身就不具备市场性。作为纪录片的创作者，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就必须要学会适应市场。很多时候我们过多地抱怨“他性因素”，抱定“个性表述”不放而很少审视自我。但当我们把自己从阳春白雪的孤芳自赏放置到市场当中，把自己定位成“商家”，定位成商品生产者和出售者时，确实有必要先问一问市场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祖屋》这部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节目代理公司和福建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在2002年第34届美国国际影视节上获“银屏奖”奖。片子说的是福建省的一座大宅院，里面住着黄姓大家族。200多年来，世代耕读传家、勤俭崇文，至今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礼仪。目前这部片子已经卖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入几十万。纪录片的“产销对路”，主要指的是拍摄内容要适合国内外观众的共同喜好和需求。比如人文类的《山洞里的村庄》、《白马山谷》、《西藏的诱惑》，还有自然环保类的《红树林》、《藏祢猴》、《神农架》、《从化古民居》等。这些纪录片不仅卖到了国外，而且收视效果也较好。可见，选取具有市场潜质的题材，是获得纪录片营销成功的关键一步。

　　现在，国内的很多纪录片创作者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资金设备都是由电视台出资的。而西方很多节目都是私人电视台或个人制作的，这本身就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问题。如《最后的山神》、《布达拉宫》、《从化古民居》从制作上体现的是编导个人的风格，但它是由电视台出资的，所以编导对能不能实现“利润”“卖出去”并不感兴趣，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个性化创作。如果实现了纪录片成本的商业化，自然也就决定了对节目也可以实行商业化的运作，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比如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频道制作的节目，投资就非常大，一般每期节目的投入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这些高投入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效益，这些节目除了在世界各地播出外，还被刻录成光盘，销往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家音像店买到这些节目。目前纪录片虽然不能被称为主流节目形态，但已经名付其实地成为了一种商品。

　　十、与国际接轨

　　中国纪录片要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就必须要走国际市场。走国际市场就必须了解国际社会需要什么?什么样的纪录片能打入有关国家，用什么方式拍摄纪录片更受欢迎等。

　　美国新闻集团下属的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总经理史达民透露，我国一家影视制作机构曾付出巨大人力、物力，在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拍摄了长达200个小时的素材，却不知道该如何编辑和发行。最后，史达民所在的公司将该素材改编成《大熊猫“换养”记》，讲述中国专家帮助习惯于养活一个孩子的大熊猫妈妈养第二个“儿子”的有趣故事，获得了成功。还有一名外国片商，在点评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时说，“中国纪录片虽然在拍摄的角度、人物感情和细节的表达上有独到之处，但往往只是思想性强，故事性弱，节奏缓慢，观赏性比较差，很难迅速吸引观众，因此也就难以进入世界市场。他还称，他们购得的中国纪录片，往往要重新剪辑、组接，增强了故事性后才在他们的频道上播出。正是这种“中国材料、海外编导”的方式才使中国纪录片走了向世界。

　　这件事告诉我们，尝试与国际合作，应该是个与国际接轨的好办法。所谓国际合作，就是在共同承担制作费用的情况下，共同制作电视纪录片。也有由外方出资，我方拍摄，利益共享的拍摄方式。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都是宣传中国，都是了解和学习外国的电视纪实艺术。在这里，中西方不同的创作观念与创作方法在一起交汇;不同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模式得到碰撞。可以说，国际合作本身，就是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一条捷径。中国纪录片的商业化运作，不仅仅是把纪录片变成商品，更有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民族了解的意义。

　　纪录片不像新闻节目，是一种“易碎品”，制作纪录片收回成本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录片作为一种高品位的视听文化产品，在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将会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在去年的四川电视节上，国内电视机构向境外输出的节目量达到了5百多万美元;去年的上海电视节，也有3百多万美元的节目输出量，可见纪录片营销的前景无限。现在自然类和动物类纪录片，已经成为中国内地输出节目的主要片种，环保类和人文类也开始大面积向国外辐射，一个充满艺术芬芳和无限商机的中国纪录片大市场，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在世界面前!一位资深的国际纪录片专家在了解了中国纪录片创作队伍的情况后叹道：“中国人的这种热情和欲望(指纪录片创作)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无法做到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纪录片创作已经或者即将具备跻身世界纪录片创作之林的实力。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面对整个世界，中国纪录片眼下不缺乏热情和勇气，缺乏的是清醒的发展路线，以及由这条发展路线引发出来的理智、秩序和精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