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这个名词是最近两年的社会关键词。尤其是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几乎一半以上由媒体事件转化而来的公共事件都与微博有关。在网民讨论微博的用语中，有两个常见词，一个是“围观”，一个是“路过”，前者彰显群体心理，后者呈现信息流量。显然，微博在今天重新书写大众传播的定义，借助这种横向性传播的平面开拓，对庞大数量的网民而言，虚拟空间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容易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寻找意义和认同的空间，从而形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动员能力。无论是底线论理的崩溃所诱发的恶性事件，还是电视连续剧一般的社会新闻;无论是强拆强迁的悲剧场面，还是一夜风行的网络成语(如“日记局长”，“我爸是李刚”等)，借助新媒体的信息技术，整个大众传播的社会文本成为一种社会运行的象征载体。

　　进入2.0时代，大众传播的社会化趋势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我们知道，从新闻传播学的原理来说，新闻的呈现要受到若干因素影响，如新闻自主性，消息来源，新闻常规，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原始事件的呈现的影响程度。其中的新闻自主性与媒体自身的机构特性和功能定位有关，新闻常规是和处理新闻采编素材的组织程序有关，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源于他自身的政治身份和媒体机构的政治属性，原始事件的呈现的影响程度多半要依赖于采编过程当中的技术把握和技术成本。在这多种因素当中，最有活力的因素是消息源，而新媒体时代的技术便利性恰恰从根本上改变了消息源的构成方式，使普通人都能够介入信息传播的方式来重新定义传播的主体性。

　　把权力运行过程变成社会监管过程，无疑是微博时代的新闻传播的公民性特征：“网民客观上揭开了权力者和权力过程的面纱，他们使得公共权力部门也被迫处于可视状态。上述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个人和民间组织的信息资源增殖和政府公共权力信息资源贬值的过程，这使得个人和民间组织与政府公共权力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缓解。公共权力过程的可视性增加了，个人和组织对于公共权力过程的监督得加强，这同样也增加了个人与民间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可能性。”从周九跟到韩峰，新媒体所带来的舆论监督效应终于让互联网成为大众品位的文化狂欢节的舞台。

　　人类发展的历史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历史。按照一般的规律性总结，人们的意识培育和社会态度往往源于信息传播入口的瓶颈尺度。但是，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这个生产力的更新不仅仅是体现在社会生产实践当中的硬件环节中，更重要的是从软环境入手来激发人们完善社会关系的热情，比如说微博时代的媒体围观，往往揭示了“灌输”和现实的误差，让人们的固定观念面临现实经验的冲击，从而产生新的社会聚焦，激发一种重新建构社会关系的社会能量和政治激情。再比如说，微博时代的信息传播往往通过视角的开放产生多元化叙事，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信息参与往往呈现出信息原生态的不同状态，在延续社会焦虑的同时为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的未来提供越来开放，越来越有自主性的思路。

　　更为重要的是，微博时代的媒体的信息触角越来越平面化，其中，信息源的低端化成为信息动力的结构方程式。正是通过这种平视而开放的新闻视角，我们看到社会转型的艰难，体验社会分化的尖锐，讨论社会利益的分歧。人们期待从可以赞扬或可以批评、可以质疑的新闻现象中激发一种带有社会反思色彩的公共意识，从各自不同的参与中来寻找建构公民社会的各种基点的可能性。微博时代的传播特点是每个网民都可能参与公共话题，表达对社会环境的兴趣、了解和关注，从而使得被关注的事件在虚拟空间中因为被放大而重新定义，滋生出推动事物变化和社会变迁的动力。比如说面对自然灾害表达出共同关注所产生的勇气，面对人性悲剧所坚持的道义，面对丑陋行为的调侃，面对权力傲慢的谴责，面对社会不公正的抗争。所有这些“路过”或“围观”的网络话语无疑都是在通过形成某种共识的话语途径中增强自觉参与解决公共问题的意识及感悟能力，从而使得新媒体文化的软性方式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结构。

　　当然，从通过大众传播来建构社会秩序的立场来说，微博时代的媒体围观是一种需要积极应对的挑战。因为，微博的特点首先是对信息传播的放大效应和加速效应，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范围内，释放信息本身所可能具备的爆炸能量，增强信息的冲击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杀伤力，从而对所有的信息危机处理方式提出挑战，对与信息相关的行政机构的公信力也是一个考验。至于人们的交流方式，可能会存在一个信息爆炸和传播加速的结果，由此需要对信息疏导有新的把关人模式。由于微博的技术优势和非个体责任性，微博速度的网络参与自然会对公共事件的话语表达形成一个更加自主、更加多元的传播态势，激发网民自主参与事件，彰显社会群体的自治意识和权益意识，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