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来简单讲下我国地方戏剧的发展方向，喜欢戏剧的同学们可以了解下。

　　我国各地的地方戏，与昆曲、京剧一道统称为“中国戏曲”。其表现形态上的共同性，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以歌舞演故事”。戏曲艺术将其主要表现手段称为“四功”，也即“唱、念、做、打”;事实上，近世以来的戏曲，“唱、念”较之于“做、打”显得更为重要。在地方戏中，“念”是方言的音韵，“唱”是便于方言音韵表情达意的声腔体系。在许多地方戏的演出中，听不懂方言就不能感受到演剧的趣味和魅力，也难以捕捉到其声腔中包蕴的微妙情感。这就是说，地方戏在强化其表演特色之时，也相应地形成了其表意局限。相对而言，那些在较大方言区生存着的地方戏，往往也就有着较广阔的市场。问题在于，有些地方戏为强调“特色”而不惜将“方言”的取用愈分愈细：比如取苏州方言演苏剧，取无锡方言演锡剧，取上海方言演沪剧，取湖州方言演湖剧，取宁波方言演甬剧等。“方言”日趋细密，却未必意味着都有相应成体系的声腔，这便又加剧了地方戏的表意局限。其实，上述苏、锡、沪、湖、甬等剧的声腔都从“滩簧”演化而来，为何不能聚合为“滩簧剧”呢?趋近的声腔偏要在方言上疏隔，结果往往是“特色”未备而“局限”更甚。

　　地方戏不仅因“地方”的差距而多有差别，且因历史的变迁而多有变异。我们对地方戏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趋势做了一些简略的分析，发现生存状况较好的地方戏有以下几种状况：其一，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这是因为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对传统文化保护的投入会更大，生活富裕起来的群众对文化娱乐的要求也会更丰富。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其二，推出有影响的剧目和演员的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从最近几年来看，越剧有茅威涛和她主演的《陆游与唐琬》、黄梅戏有韩再芬和她主演的《徽州女人》、川剧有沈铁梅和她主演的《金子》、梨园戏有曾静萍和她主演的《董生与李氏》……剧种由于推出有影响的剧目和演员而显得生机勃勃，这不仅体现出“一出戏”会使一个剧种焕发生机，而且体现出“一个人”能为一个剧种注入活力。其三，形式上比较灵活且内容上比较鲜活的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比如云南的花灯、广西的彩调、湖南的花鼓、江西的采茶等。这些地方戏大多从民间小戏发展而来，程式未稳，形式灵活，载歌载舞，有乐有趣，而且剧目大多取材于现实，贴近于乡村。其四，有众多民营戏班推波助澜的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河南豫剧就其地域分布而言，几乎可以说是除京剧外的最大剧种，这离不开近400个民营豫剧团体的存在。浙江越剧也是如此，在其发源地绍兴嵊州注册的民营越剧团就有300多个。其他如福建的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也都有相当数量的民营戏班活跃在民间。

　　把握地方戏的生存状况与发展趋向，我们还可以看到地方戏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追求，这就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从无到有”是指从民间歌舞小戏或曲艺的基础上来建设地方戏，“从有到优”是指以昆曲、京剧的范型来完善地方戏。与这两个不同层面追求相对应的，是不少地方都普遍存在着的两类不同特质的地方戏：一类我们称为“草根戏”，如云南的花灯戏、湖南的花鼓戏、江西的采茶戏等;另一类我们称为“主干剧”，对应的有云南的滇剧、湖南的湘剧、江西的赣剧等。事实上，不少“主干剧”由于以昆曲或京剧为范型来完善自己，以致于被视为昆曲或京剧在地方的变体。如湘剧、滇剧、川剧等就是如此。以致于在强调特色之时，除方言、声腔之外，只能亮出某些特技(如川剧的“变脸”)。相比较而言，云南花灯戏、广西彩调戏、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等由民间歌舞或歌舞小戏发展而来的地方戏还保持着比较鲜活的特色。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贫乏的曲牌无法应对繁复的剧情，使之欲固守纯粹而手段苍白，欲丰富手段却又担心失去自我。

　　“生态保护”

　　我们注意到，在有些地方生存的剧种尽管古老，但至今却仍然充满生机。比如福建泉州的梨园戏，时有新作令人欣喜;还比如早就步入“濒危”的昆曲，在江苏苏州也不乏活力。既往有一种看法，认为越是闭塞的地方越容易保存“文化传统”的纯粹性。因此任半塘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戏剧的传统在晋南和闽南得到了有效的保存。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苏州和泉州都不闭塞，前者是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后花园，后者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的门户——“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埠。

　　事实上，在苏州和泉州，不仅传统戏剧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其他传统文化也与之一并形成了互补共滋的文化生态。以苏州为例，群众自发的“昆山曲会”的复苏，就与传统文化生态得到保护、从而陶冶了大众对其仰慕的文化情怀有关。苏州不仅有昆曲，有评弹和古琴(虞山琴派)，而且有曲径通幽的园林、呼之欲出的苏绣和随形设意的玉雕。可以设想，当步入园林的小桥流水、把玩玉雕的可心如意之时，一段词雅韵浓的昆曲怎能不脱口而出。泉州也是如此。与梨园戏共生的传统演艺在泉州还有南音和高甲戏，这些传统演艺之所以绵延不绝，我们以为与泉州悠闲而又精致的茶艺文化分不开。当你步入茶社，竹椅斜凭，一盏洞顶乌龙茗香四起，鼻嗅唇啜之际意趣微熏……此时如有一段梨园吟唱或一曲南音飘至，真正令人爽心惬意。地方戏不论其现在“濒危”与否，如果不关注其文化生态的保护，它们就难以长久，更遑论发展。

　　京剧的“拿来主义”

　　我们现在所称的地方戏，是相对于昆曲和京剧而言的。实际上，就其本源而言，昆曲和京剧也是“地方”的。昆曲原称“昆山腔”或简称“昆腔”，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起初只是民间清曲、小唱，经魏良辅、梁辰鱼等人的革新和创造，使之自明中叶以来成为影响最大的地方戏剧种，后因各剧种竞相追随而成为“百戏之祖”。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地方戏，而其实它是在徽戏和汉调基础上，吸收昆曲、秦腔等戏的优长而逐渐完善的。至今京剧念白仍取“湖广韵”，正说明其本源上的地方属性。昆曲和京剧现不归于地方戏之属，在于其曾有和仍有的全国性影响。昆曲虽属“濒危”，至今仍有京昆(北京)、沪昆(上海)、宁昆(江苏南京)、苏昆(江苏苏州)、浙昆(浙江杭州)、湘昆(湖南郴州)之分野;京剧更是有80多个国家事业团体，遍及20多个省份，确实可作为当代中国戏曲艺术的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