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王羲之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无论是王羲之的祖上，还是其子孙、亲戚朋友，都是虔诚的道教信仰者。同时，王氏家族还是名门望族，素来重视对家族成员文化素养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外其例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是东晋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炽盛隆贵。晋室南渡北民南迁，在江南大融合。山东琅琊国王氏望族，经王览(206年-278年)、王正到王旷(约274年-328年)时，两晋(266年-316年)，发生“八王之乱”(290年-306年)，历16年，死30万人。王旷善于审时度势，效法先祖王览，于东汉末年避乱南居30年。在五胡侵鲁，琅琊危急，299年开始，两晋大分裂，北方大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