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行书并不是行书“书体”的源头，但绝对是后世行书“风格”的主要源头。

　　被李世民认为“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传论》)的王羲之，以创“新体”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书史“第一人”。他所创的“新体”之一，正是行书。

　　在王羲之前，行书已然是一种通行的书体，如汉朝简牍中的早期行书，后世已不能见但载于史乘的刘德升、钟繇、胡昭以及王羲之师承的卫王，为王羲之以前的行书勾勒了一条显明的线索，特别是由钟繇而下以至卫王的行书风貌，在王羲之生活的早期，则是文人士大夫效法的书写风范，是当时的一种“流行体”。我们从后世出土的《李柏文书》推测，这种“流行体”在笔画连带、体势增长的同时还保留了隶书的一些笔画牲特征，因而畅达与凝重、风神外耀与朴质内敛兼而有之。王羲之的“新体”源于这种“流行体”(如传为王羲之的《姨母帖》即与《李柏文书》有不少相类处)，但“力兼众美，会成一家”(清宋曹《论草书》)，他在不断地实践中，逐渐改写了行书的书写“法则”，减去书写中的隶意，而出以迅捷爽直，体态上则易扁为纵，更加强调笔势的连贯和挺劲，从而将行书风格转换为一种“清劲妍美，遒润畅达”的新面貌，而且“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变法而成“新体”，使行书书体趋向完善，也使行书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身为王羲之的传人，王 ..........